自由主义的美妙，在于它是一个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，故可以超脱于历史、文化和种族而“放诸四海而皆准”。因为它的规则是很简单的两条：其一，一个人有尽可能多的自由去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，只要他愿意将此同等的自由让渡他人；其二，在行使个人自由时不得伤害他人。关于第一条，耶稣有过这样的表达：“你想别人怎样对你，你就要同样对待别人”；而第二条，则与孔子的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等效。 

  作为概念讨论，当然没人会反对这两句话。但是，当自由主义者打算仅以这两句话作为构建社会的基础时，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。原因有两点：一是概念在运用的过程中，无法避免其自身越来越复杂的倾向。比如以赛亚·伯林将自由区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，完全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。这也加重了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困境：作为一个概念的造物，自由主义必须建立在理性讨论的基础之上。但是理性讨论谈何容易？休谟说：“理性既不能判断目的，也不能完成对目的进行分类……理性是、也只能是激情的奴隶。它不能冒充其他身份，只不过是服务激情、服从激情罢了。”所以所谓讨论，交谈的结果却往往是彰显分歧，达成一致倒是意外的小概率事件。另外，理性探讨这个门槛实在是有点儿高。普罗大众一如奥克肖特所说：在道德上是无助的，在思想上是寄生的，并不是合格的交谈对象。

  所以，自由主义难以摆脱作为少数人精神向往的窘境，而始终面临着难以推广自己的难题。

  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，政治手段应该只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。也就是说，当命题指向对个体道德选择的尊重时，自由主义者即承认其绝对的优先性，而不管其结果如何。这引起了同样身为知识分子的社群主义者的反感。他们指责说，自由主义者们对血肉丰满情感复杂的社会视而不见，只醉心于概念和程序正义，表现出令人费解的理性僭越和智力谵妄。同时，因为只强调个人权利而对社会责任闭口不谈，这既导致了道德的相对主义，又使得个体只能以原子化的形态存在。因而，社群主义者们得出的结论是：自由主义者需要为社会的崩溃负责。

  也就是说，自由主义者一只手举着喇叭向还没迈进“门槛”的众多麻瓜们推广自己，另一只手却要捏着拳头与社群主义者缠斗，着实辛苦。不过好在自由主义者们倒是任劳任怨并无啧声，因为自由主义者政治参与的基本策略与行动，即是讨论。《自由主义美德》一书，即是致力于解决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：对于来自社群主义者的指控和指责，提出自己的辩护。

  从逻辑上讲，辩护的策略有二：一是社群主义者的主张不靠谱；二是你们声称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也能达到。《自由主义美德》一书的作者斯蒂芬·马塞多选择的是第二个策略。这个策略的好处是首先肯定社群主义者在目标上的合理性和正当性，将分歧定位于“殊途同归”这么个路径问题，为双方达成共识提供基础。

  为此，马塞多首先以攻为守，向几位著名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者的指责给出回应。这其中，对于理查德·罗蒂的回应是非常有力的。总的说来，罗蒂是反基础主义的。他不承认会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真理，在他看来，真理不过是“我们的同辈允许我们使用的说辞”；而道德，也只是“我们在这里做事情的方式，不喜欢也得忍受”。如此，在罗蒂眼中，就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：社群成员中的共识。马塞尔对此发出的诘问是：既然社群主义者声称他们更看重的是善、是实质正义，而不是自由主义者“虚头巴脑”的权利和程序正义，那么，罗蒂如此强调的社群成员的共识就必须是指向善的。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要知道苏格拉底是被他的同伴们投票处死的。又比如，就在200年前的美国，黑人低人一等、女人就应该待在家里伺候男人等观念，不仅是美国白种男性的共识，甚至也是黑人和女性的共识。颠覆这些“共识”并将社会引向更大共同善的，恰恰是社群中的“异见者”——自由主义理念的信奉者。

  在面对桑德尔的批评时，马塞多则明显控制了自己的犀利，认真地寻找双方可能达成的观念平衡。桑德尔对自由主义的抱怨，主要是其理念没有充分置入或植入基于历史和文化的“社会语境”，因而，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便无法得到社会价值和共同归宿的“足够深的构成”。我对桑德尔这段话的理解就是：如果一个人并不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、或不愿意在理念层面展开对话，那么自由主义者便缺乏与之沟通的有效手段。

  对此，马塞尔用丹尼尔·布尔斯廷的一句话做出了很好的回答。布尔斯廷说：“为了坚持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，我坚决拒绝成为自由主义者的十字军”。就是说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，理性上的优越感或许难免，但他们肯定是深以强迫他人为耻的。自由主义者向对手发出了一个邀约，接受、拒绝或弃权均是可选项。由此，马塞尔更进一步，提出了一个“有德性的自由主义”的概念，一是力图证明普适的自由主义理念，一样可以达到共同善这一目的；二来，这个名字也是对桑德尔们的一次取悦：在认真听取社群主义者的意见之后，自由主义者达到双方共同目的地的脚步会更快更直接一些。

  在我看来，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二者都是发端于功利主义，双方有共同的源头。因而，双方又产生了另一个共同点：诉求的正当性，均有赖于是否能达到“最多数人最大的善”这一共同目标。所以，二者的关系本就不应该搞得如此水火不容。自由主义理念像语法，以兼容性、一致性和理念的可表达性为己任。社群主义的理念则偏具体应用，纠缠于历史、文化和当下的道德语境。一个健康的社会，或许就像一台苹果电脑——由自由主义提供一个数据平台，而社群主义者的种种主张就像App store 里的各种应用。在一个统一的约束下，应用层面允许参差多态。这样，偏爱理念大一统的自由主义者和重视内部成员同质性的社群主义者，就皆大欢喜了。